我十七岁这一年，墙门里一户人家丢了一只手表。那个年代，手表是一件很值钱的东西，相亲，结婚都要靠它的，一个墙门全惊动了。是手表丢了的第几天？我忘了，日子我记得蛮牢的，是1962年12月20号。派出所把我叫了去，要我把手表拿出来。我说我没拿呀。丢表的人家心疼得昏头了，要墙门里的人签字，说是我拿的，这都是我后来才晓得的。签字的人到现在我也没有去责怪他们，我知道当时他们也是想表白自己。就这样，我被关到了柴木巷方福弄的拘留所里。现在说说也不要紧，我是屈打成招的。说是承认了，就放我回去。我吃不消拷打啊，承认了，一承认就放不出来了。要我在一张纸上签了字，也没给我一份，关了二十八天，稀里糊涂地就开始了两年的劳教。1963年1月18日，我转到了香积寺巷西面的劳教厂，对外是“启新机械厂”。四十年前，那个地方很荒凉。这中间我姆妈也来看我，我说姆妈，我真的是冤枉的啊。姆妈说，阿林，你不用说了，手表他们塞过头，后来找到了。诬陷你偷表的人后来到义桥去相亲，不小心跌到河里翘坏哉（掉进河里死了）。当时我们还不敢说这就是恶有恶报，因为自己已经承认过了，也没有法律意识去上诉。只是希望两年快快结束，好回家。没有想到第二年我转到大青农场去了，三年自然灾害，外面都很苦，更不要提里面了。后来劳教解除，说是要留在场里，这一留，就是十一年啊。这中间我还转到了江西交界的长山农场，那里是浙江的西伯利亚，冬天的风，跟尖刀一样的。有一个留场人员叫张道衍，和我不错，知道我为了一只手表吃冤枉，就帮我写上诉材料。我前前后后写了十几回，都是石沉大海。写到后来，心都凉了。

   1978年我从长山回到了杭州，是我姆妈求爹爹拜娘娘办回来的，理由是她没人照顾。这都是家里的事，我也不多说了。那一年到了杭州，觉得天地都变了，人家胆子都变大了，就是我胆子变小了。找工作的事，都是我姆妈出面去的，可是一听说是劳教释放，是偷东西，人家头都摇落的。我姆妈认识街道塑料厂的厂长叫王康泉，是个残疾人。我姆妈问他劳教留场回来的人你要不要？他知道我家很苦，他说：好的，你叫他明天来报到。王厂长是个懂得疾苦的人，他收了不少“两教”人员，大家做生活也很争气。过了几年，塑料厂改名包装材料厂了，越办越红火，后来每个月都有一千多块。我在这厂里做了二十年，总以为是好做到退休了。没想到后来换了一个厂长，就走了下坡。房子卖光，工人下岗，也说不清是啥个原因。为了工龄，我到艮山派出所找我的档案。以前我是不敢和民警打交道的，想不到现在不一样了，客气得让你不敢相信。那个民警叫韩勇强，把六几年的资料全找出来了，仔仔细细翻了个遍，奇怪，就是找不到我的。就是我原来的户口卡上，注销的时间也是1965年。大概是那一年户口普查时，发现户口和我居住地不相符才注销的。姓韩的警察也说不清楚，当年的民警是一个也找不到了。你说我清白了？我还是一个劳教释放人员。唉，真当是笑也不是，哭也不是啦。有些人你说他不负责，他们也是很认真的，可是认真也是在办荒唐事啊。就是这个孩子，住在我这里，有一天晚上出门没带暂住证，一直到半夜没回来。我不放心，找了出去，有人告诉我好像派出所在路上带走了一些人。我赶到派出所，这孩子正和一批人蹲在地上。那个所长认识我，他说是你的伢儿啊，那你带回去吧。我说他犯什么事了？所长说没什么事。我说没什么事你们也抓啊？有一个安徽孩子住我这里，没有暂住证，有关部门要遣送。我也同意的。可是到了半夜，孩子又回来了，敲我的门，我说你怎么又回来了。他站在寒风里，背了一只小包，他说叔，他们送我到嘉兴，给了我两元钱，要我自己回去，我没办法啊。后来遇到这种事，我都是自己出了钞票，送他们回老家的。

   我收留第一个孩子是在1979年，那时我还在包装材料厂上班，是走过艮山门的公交车站时看到的。这个孩子很瘦很单薄，也不像是要坐车。我上去问他，他就呜呜地哭了。他说他是江西德兴人，被人骗到长兴的私人煤矿当童工，太苦太累，实在吃不消，扒上拉煤的车子逃出来的。我带他回家，我姆妈看了都肉疼煞的，帮他洗澡洗衣。她说罪过的，格种伢儿是要救的。我后来对流浪儿的收留，也有我姆妈对我的影响。其实有的伢儿流浪街头也是被逼无奈，不是好吃懒做。也有的伢儿好强，你要是不主动去帮他，他绝对不会求你的，有可能还会走了绝路。艮山门还没有铁路立交桥的时候，有一个伢儿就这么坐在铁轨上，手上捧了六只橘子在发愣。我说孩子，火车要来了，会出事的。他也不响。火车真的来了，我去拉他，他才流了眼泪水。他说他是安徽舒城的，高考落榜了，人家比他差的都考上了，他没脸回去了。后来他在我家里住了五年，还学了手艺。还有一个是山东的小郑，也是差一点要走绝路的。他十七岁这一年到杭州来打工，找不到工作，剩下一点钱准备买车票回去，在老城站售票处遭了小偷。我看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饿了两天了，站在清泰立交桥上，两眼发直，看着下面的铁轨，一只包扔在地上。我说孩子你想干什么？他不理我。我说孩子你不要想不开啊！你有父母吗？你父母还在家里等你喔。我这一说他就流眼泪了。我掏钱给他买了车票，又带他到饭店，叫了一碗面，几只馒头，我就看他吧唧吧唧地吞。同桌有一个宁波人，他说你们两人怎么只要了一碗面？我就说了这孩子的事。宁波人马上拿出了一百元一张钞票，说他也要助一把的。那是一九八几年的事，一百元刚出来，我连见都没见过。这世上好人还是多的。这封拜年信就是郑成利寄来的，刚打开时，还不晓得这张万里长城的照片是怎么一回事，翻过来一看才晓得。“爸爸，你是我心中的万里长城。”我无儿无女，没有老婆。有时候心里烦，我就看看信。信啊，都有八百多封了。考上大学的，出国的，开公司的，都有。伢儿都能记得我，感谢我，但伢儿的大人也有不理解我的。安徽的方子平，他爹知道儿子在我这里，赶来看他。伢儿不肯回去，我也不反对。他爹问我为什么要留他？我说你的孩子是块读书的好料，他想参加自考，要支持他的。他爹说要你这么好作啥？我们世代种田，你要他读书有啥个用？他孩子说爹，光靠种田，家里的债怎么能还清？后来他爹很不高兴地走了。我买高考复习书给子平，他自学了一年半，前年考上了浙江林学院园艺系。现在每逢双休日他在林科院打工，半工半读，林科院的领导也很好，给他安排了一间打工住的房子，他也能负担自己的学费了。有一个伢儿也是安徽的。我看到他时才十二岁，是一个冬天的晚上，要下雪的样子，他在湖滨的画廊下冷得都佝拢了。我和他聊了很长时间，他答应跟我回家。那时我家里已有四五个伢儿，数他最小，倒是很开心。住了几天，我套出了他的地址，就给他买车票送他回去。也是过年，不晓得什么原因，初一初二去合肥的车子都停开，买了一张初三的。我和他一起到了城站，还没走到检票口，一个人就挡住了我们的去路，问我这个孩子和我是什么关系？我以为遇到便衣了，我说是送他回去的。他说你怎么这么好啊？我听了这种话有点儿气。他说你知不知道这是我的孩子？我就把身后的小鬼叫到前面，一看他介慌个阵势，晓得真是他爹。我给他爹看车票，他很不客气，叫我把车票退掉。后来他摸出了一只大哥大，就是老底子的砖头机，把孩子他娘也叫来了。他们两夫妻为了在杭州找这个伢儿都配了大哥大。娘一到，母子抱头痛哭，也不理我。不过后来他们还是找到我家做检讨的。

    我说过，偷东西的伢儿我是不收留的，但不等于不管。还是在老城站，一个十三岁的伢儿在偷面包。我就跟在他后面，等他面包落肚，我说你别偷了，抓住怎么办？你以后每天在这里等我，我给你买两只面包，再给你一块钱。一来二去，小鬼架不住我的套问，把家里的情况告诉我了，我就查电话，找他的家里人。他爸爸一听这消息，连夜赶来了，乒乒乓乓敲门。那时候我还住在老墙门里，他这一敲把隔壁邻居全都吵醒了。那人见到我，还有点信不过，说要马上见到他的儿子。我和他从城站找到一公园，再找到六公园，找到天亮还没找到。我说你不要着急，今天肯定能见到的。后来到了约定的时间，就在铁路文化宫的门口，小家伙就来了。他接过我的面包，说叔叔你明天不要来了，我有工作了。我问是什么工作。他说有人带我去广州做“钳工”。他怕我不懂，还做了一个掏袋子的动作。这时候他爸爸从后面一把抱住了他，两个人就呜呜地哭了。当时我看到能把伢儿从犯罪的边缘及时拉了回来，真的，我说这种事我还要做下去的。其实收留伢儿并不是我的目的，我主要是了解情况，帮助他们。也有的伢儿软硬不吃，不肯说出家庭住址的。有两个北京来的小鬼，十三四岁。人小主意大，在我这里有吃有住，就是牙咬得很紧不说家在哪里。我打电话到北京公安局、铁路局，打电话到北京各区，把校服特征报过去，请求帮助寻找。后来他们的爸爸来了，激动得不得了哦。拿出一叠钞票，一定要给我。我说啥也不收，我说我不是图报答才收留他们的。当然，伢儿也不是个个都争气的，也有回了家又犯事的。有一个现在还在衢州十里峰服刑，这是他寄来的拜年信，现在知道错了。我去看过他，心也尽到了，能不能理解，就看他自己了。这封信更气人，叫詹昂泉。遇到他时只有十六岁，父亲死了，母亲改嫁。他走时向我借了钱，说是回去还债后好好做人。他也知道这钱是我救人周转用的。好几年了，没有信。我去信问他，你听他怎么说：“3000元钱只是让你少帮了大约十五个人，可是现在也有你帮过的人在帮你啊，你也没有亏本。这比你自己养儿女好，名誉也有了，孝顺的人反而更多了。”我身边这些孩子看了这信，都说要赶去宰了他，这是气话。有一个孩子叫吴高平，开了一家公司，现在有房，也有轿车。那几天他和老婆带着伢儿来看我，说要住几天，墙上这些拼音图片就是他伢儿的。他看到这信，说爸爸你不要再做这种事了，到我家养老去吧。我说我要是不做这种事，你现在会在哪里？说不定你也会在牢监里的。我有时候话说重了，伢儿们都是不回嘴的。

    我教育伢儿，四个字：与人为善。我说你要是能够做到，人家也是一样会对待你的，恶人毕竟只是少数。1997年的春天，安徽六合的丁瑞勇，来信请我去喝喜酒。我一到，村口就放起了鞭炮。瑞勇向我介绍他的二伯，我说你的大伯呢？他说没来，我一听就知道有原因，我说是请他们没有来呢，还是你没有去请？他说没有去请。我说那是你不对了，赶快去请啊。一歇歇工夫，小家伙回来了，说去过了，他们不肯来。我说我自己去请。后来才知道这丁家父辈三兄弟因为干旱，地里用水闹了矛盾，村长都做不好工作，八年没开口了。瑞勇在村里走了一圈，回来哄我的。其实离他大伯家只有一百米路，我去了，很客气。我说大伯，知不知道明天是你侄子的大喜日子？说知道啊，是瑞勇没来叫我们啊。我当面批评了瑞勇，我说你不要怕丢面子，也不要怕你爹爹骂，你当我面向你大伯大妈认错，邀请。瑞勇就说了。当时他大伯大妈都哭了。现在他们关系好了，大伯家造新房，两个兄弟家的孩子都去了。我要离开的时候，他们借鸡蛋为我送行，还要去借钱，说到凤阳的车钱无论如何他们要出的。我能收吗？只要看到孩子学好，就是我最大的安慰了。住在我家的伢儿现在最长的有十年了，大多有了工作，出山了。我要替伢儿们感谢三个人。一是“万家灯火”的老总；二是市交一公司的领导；三是大荣荣美发店的老板。“万家灯火”的老总姓吴，够朋友，我有好几个伢儿在他那里学了手艺，都能自立了。吴老总和我说，你米啊油啊要是不够，到我这里来拿，一个月供你一二百斤米是没有问题的。市交公司里有我的一个朋友，他跟领导一说我的困难，公司领导也是马上答应安排工作的。这个孩子就在一公司的汽车修理厂当学徒，去年公司里连养老保险金都给他交了。“大荣荣”的刘老板不错啊，我收留的孩子，想学美发，只要我提出，他都说好的。有不少的孩子学了手艺，自立了。我下岗了，老板说你要是不嫌弃，就在我店里干吧。我趁现在还做得动，在他那里做点儿，毕竟下岗只有两百多块钱，光是付电、水、煤气就要三百多。有一个日本记者，找到我家来了，说普通话的，他说你怎么会下岗的？你说说，我好为你呼吁呼吁。我说这没有什么好说的，是我们内部的事，政府正在逐步解决。我想我要你呼吁作啥，干部再不好，搞腐败，总是少数。“美国之音”报道我，也是道听途说的，他们也没有来采访过我。外人总以为杭州的流浪儿现在好像是多了，假的，这也得打假。一块牌儿头上一挂，跪在那里。又是死爹又是死娘，又是家里火灾，又是绝症。我就看他们的牌上有没有地址电话，就知道是不是假的。有的，我就打电话发电报去查。一般我的眼睛是不会错的，该管的还是会管的，这毕竟是人一辈子的事。我是吃过亏的，所以我不会看到能拉一把的孩子栽下去的。你要写，还是为孩子多呼吁呼吁。十几岁的孩子，最容易犯糊涂，拉他们一把，一生一世的事情。你看有一个伢儿到现在还没回来吃饭，他没有工作，每天都在新华书店看书，不到书店打烊，是不肯走的。要没有一个安心的环境，他能这样吗？

读稿人语：与人为善

  与人为善老王是个好人，而且是个大好人，老好人。与他相比，我们一般人做好事，力所能及的范围和次数，就显得如此有限了。其实，社会上很多事情光靠政府管，是管不过来的，需要民间人士自觉维护，社会秩序才可能正常运行———你去十字路口看看，民警站着，红灯亮着，还不是有人照样越线的？像老王这样主动关怀别人的，其实更需要政府和群众的理解和帮助。三人成众，一个地方社会良心的好坏，素质的高低，往往与老王们的多少有关系。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新闻来源:<<杭州网>>  王万林口述 曹晓波 整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