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万林年近60，是杭州一家工厂的一名普通工人。身高不足1．60米，胖胖的，一脸的和气。他一辈子没结过婚，但熟悉他的人都说他福气好，因为他有168个视同亲生的儿女分散在全国各地。

    情系流浪儿

      今年初春的一天，杭州一家广播电台播发了一则寻人启事，要找的是安徽省蚌埠市一男一女两位15岁的中学生。王万林有一种直觉，这两个孩子可能会在杭州，否则学校和家长不会把寻人启事做到杭州来的。王万林处处留心，每天下班后有意识地到一些车站、码头和风景点去转转。3天后的下午，在杭州六和塔公园的一条石凳上，坐着一个小男孩，手上拿着一根树枝在地上写写画画，从衣着上看不太像本地孩子。王万林越看越觉得他像寻人启事讲的那个男生，上前一“套话”，果然就是。经交谈得知，那名女生也和他在一起，刚刚去买吃的东西了。王万林还了解到，他们是因为被同学嘲笑“早恋”而负气离家的，仅有的一点钞票也用完了，现在正不知道怎么办呢。王万林安慰这两个孩子不要着急，带他们吃好饭后，又找了一家招待所把他们安顿下来。连日的饥饿和恐慌，两个孩子太疲劳了，一躺下很快就睡着了。趁这个空档，王万林去邮局给两个孩子的家长分别拍了电报。然后他又回到招待所，守在孩子们睡觉的床前。待孩子们一觉醒来，他们的家长和老师已从老家赶来了。当涕泪涟涟的孩子与同样涕泪涟涟的父母紧紧拥抱在一起时，王万林如释重负，悄悄离开了……

算上这两个安徽蚌埠的中学生，王万林从1979年起到1999年5月，已救助来自全国各地的流浪儿168人。

     王万林家住在素有“天堂”之称的杭州灵隐寺旁，说是家，其实就是两间低矮狭小的平房，外搭一简易棚用来烧火做饭。这个不起眼，甚至可以用寒酸来形容的地方，使一个个流浪儿踏上了新的人生之路。

     去王万林家采访，正赶上邮递员送来一封信，他接过一看，笑了笑，“小余公来信了。”说完，他撕开信封看了两行后又大叫起来：“小余公当爸爸了！”我们的话题就从小余公开始。

     小余公，全名叫姚余公，是江苏省高邮市平胜乡西葛村人。1987年，13岁的小余公因读书成绩不好，挨了父亲的打，从家中逃了出来，流落到杭州。一次，他在铁路文化宫门前偷面包吃时，被坐火车出差回来经过这里的王万林抓住了。王万林批评他小小年纪就做这样的事，是很不光彩的。小余公带着哭腔向他说道：“我也不想这么做，但我饿，我给自己规定，每天只能偷一个面包。”王万林要带他回家，小余公不信任他。王万林对他说：“我每天给你两个面包，一元钱，你别偷别人的东西行不行？”小余公表示可以。于是，他们二人每天在铁路文化宫门前见面。几次下来后，小余公把王万林当成大朋友了，把自己家里的情况全对王万林说。王万林怕他起疑心，不敢用笔记，只有用脑子把他家的地址及父亲的名字记住了。与他一分手，王万林就立即到邮局给小余公的父亲姚正祥发了电报。次日深夜12点多钟，姚正祥从高邮赶来了，敲响了王万林的家门。寻子心切的姚正祥谢绝王万林的吃住安排，只希望王万林连夜带他一起寻找儿子。王万林马上带着他在夜幕下的杭州兜来转去，一直到早晨7时，没有见到小余公的踪影。姚正祥有些灰心了，王万林鼓励道：“别灰心，我们每天8时约好在铁路文化宫门前见面的，过一会儿，我们分头走，否则，小余公看到我们在一起肯定不愿露面的。”姚正祥点点头，表示同意。8时稍过一点，小余公在老地方和王万林见面了。一见面，小余公就对王万林说：“叔叔，谢谢你这几天的照顾，以后你不用来了，我找到工作了。有人说要带我去广东，明天就走。”王万林问他是什么工作，小余公伸出两根手指头，王万林不解其意。小余公解释说，“就是‘钳工’，专门偷别人的钱包，可有钱赚了。”王万林听了，惊出一身冷汗，若不及时发现，真不知他以后会走出一条什么样的路来。这时姚正祥跑步过来了，孩子毕竟是孩子，在他乡异地，猛地看到父亲，小余公分外激动，“哇”地一声大哭着扑了上去……当晚，姚家父子二人吃住在王万林家。第二天凌晨，王万林把他们送上了返回家乡的长途汽车，告别时，他摸着小余公的头说：“回去要听父母和老师的话，好好念书。”介绍到这里，王万林宽慰地说，小余公是个比较听话的孩子，回去以后在学校和家表现都很好。中学毕业后，他给王万林写了一封信想来杭州打工，王万林写信告诉他，外面并非遍地是黄金，在家乡耕田种地同样有作为。小余公听了王万林的话，一直安心在家务农，小日子过得也颇为红火。

    “三毛”们的“加油站”

    王万林的两间小屋，是流浪儿的家。平均每天有三四个流浪儿住在这里。短的三五天，最长的有12年。15岁的杨文明因家庭发生变故，生活没了着落，无奈从老家诸暨跑到了杭州。在街头流浪一段时间后，经别人指点，他找到了王万林。他不幸的身世和一副瘦弱欲倒的样子，不得不令好心人王万林动容。就这样，杨文明在王万林家住了下来，管吃、管穿，一住六年。六年后的杨文明长得高大结实。1993年，杨文明父亲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。他要让儿子回到他的身边去。临走前的一个晚上，王万林准备了一大桌酒菜为他饯行，小伙子想到这是“最后的晚餐”了，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，伤心地哭了又哭。王万林心里也酸酸的，但他想到小文明能和他父亲团聚了，总是一件高兴的事。杨文明现在当上了诸暨至义乌的中巴车驾驶员。尽管很忙，但还是经常给王万林写信。

     在王万林家住了12年的小伙子名叫戴光荣，他是从小失去父母的孤儿。王万林把他从街头领回家后，不但使他不再过动荡不安的流浪生活，而且还在厂领导的同意下，把他带到单位学了一手过硬的技术。凭着这一技术，他在建德市开办了工厂，并在当地找了一位贤慧的姑娘成了家。

       六百多封“家信”

      王万林的工资收入是有限的，而这有限的工资他也全部用来救助流浪儿了。至今，王万林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，身上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，经济上受窘的事也常常发生，可对救助流浪儿的事仍乐此不疲。有一年冬天，3个偷吃蛋糕的男孩被王万林抓住了。他询问后才知道他们都是福建建瓯人，是结伙离家访名师学武功的，老大叫陈机荣，老二叫叶荣灿，老三叫王跃生。他们3人到了杭州，本已不多的盘缠很快就用完了，3人思来想去决定去偷窃，钱凑足了再上路。“你们想去蹲大牢吗？贼名是不是很好听？”面对王万林的责问，3个孩子无言以对。王万林把他们带回家，让他们吃好睡下后，摸摸自己的口袋实在拿不出钱来了。怎么办？尽管夜已很深了，他还是走出自己家门，去找母亲借钱了。平日乐善好施的母亲，这次忍不住了：“我从不反对你做好事，可也要量力而行，别把自己‘家’给赔了。”王万林急切地说：“这3个孩子情况特殊，不帮助他们回家，今后是会闯出祸来的。”第二天，王万林给3个孩子买好火车票，带上零花钱，把他们送上了车，嘱咐他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干坏事。

      王万林希望自己的付出能够得到回报，当然这不是指物质和金钱。如果为了这两样东西，这义举绝不能坚持到20年。他要求得到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回报，“看到孩子们出息了，我比什么都高兴”，这就是他的所求。

但“出息了”的孩子们，最难忘的就是王万林。曾是孤儿、流浪儿的戴光荣今年要结婚了，他把婚期与王万林的生日定在同一天上。他邀请王万林一定要去主持婚礼，并说他从小就没了父母，他是把王万林当着再生之父的。1986年，江苏兴化的陈昆友因饥饿昏倒在金衙庄大樟树下，是王万林把他背回家。11年后搞个体客运的陈昆友奔了小康，他一定要接王万林回去当父亲供养。1994年3月21日，当年流落街头的福建建瓯的陈机荣等3人，专程来看王万林，向王万林“报喜”。陈机荣办了一家汽车配件公司。另外两个小伙伴，叶荣灿成了乡畜牧场的场长，是全县闻名的“养猪状元”；王跃生办了一家工艺品制造厂。他们感慨地说：“要不是你当年的救助，说不定我们都进了牢门。”去年9月19日，王万林59岁生日这一天，没人召集，从全国各地来了43个他曾经救助的流浪儿，还有许多打电话表示要来，王万林谢绝了。王万林说他很想念他们，但并不希望他们来看他，那样既浪费钱财，又浪费时间，他只希望他们好好建设自己的家乡。

      王万林很“穷”，但很富有。在他家里珍藏着600多封信，全是那些孩子或他们的父母写来的。王万林说：“有时被一些事情搅得不舒服时，拿出这些信来看看，心里就高兴了，好像精神上有了寄托。”再看看孩子写下的检讨书、决心书时，他会情不自禁地笑出来。

      在20年的时间里，王万林以自己的义举显示了不凡的人格力量，那些当年曾得到过他救助的孩子们现在都自觉以他为榜样。浙江遂昌县北街乡吴正晨10岁时在杭州延安新村“掏包”，被王万林发现后收留下来，后来看他能够改了，就让他家里来人把他领了回去。谁知，两个月后，小正晨又跑到杭州重操旧业，恰好又被王万林逮着了。王万林继续把他收留下来，直至他真的改邪归正了才把他送回去。如今开店办厂致富的吴正晨，时刻不忘王万林教给的做人之道。一次，他开车由杭州返回遂昌，路上碰到别人的汽车冲进了一户农民房子，造成这户人家两人重伤，吴正晨从危房内把两个重伤者抱到自己车上，立即送遂昌县医院，并在医院陪了两天，待伤者脱离危险后才离去。

      六·一前夕，王万林给记者打来电话说，有关部门已给他分配了一套两室的住房。“如果下次孩子们来了，接待他们也算是‘星级’标准了。”

沈阳晚报：建国